1942年初，蒋介石派人视察长沙会战的阵地，看见满山满谷都是日军尸体后，一个高参说：‘这么多鬼子被打死，我这是第一次见。’
冬天的长沙郊外，山风刮得人睁不开眼。视察团站在坡顶往下看，只见山谷里一层一层，全是横七竖八的日军尸体，灰土、破布、军帽搅在一起。跟去的高参愣了半晌，说这么多鬼子倒在一块，活到这个年纪还是第一次见。这句话后来传开，成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最直白的一句注脚。
事情得往前翻。1941年冬天，珍珠港遭到偷袭，太平洋战火陡起。
第二十三军压向香港，日本大本营打起连环算盘，为了让香港顺利拿下，命令驻在湖南的第十一军往湘南一顶，把中国军队拴在中部战场。阿南惟几接到命令，在地图上画出一条线，终点落在长沙附近。
这一头，第九战区的薛岳早就守在这里。十三个军，大约十七万人，地形熟得像自家后院，前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压在案头。有人说，这一仗是在连绵失利的大背景里，硬找一块能翻身的地方，新墙河成了门槛。
1941年12月23日，日军强渡新墙河，河水被船桨搅得浑黄。一线部队守在河岸、山头，打一阵退一阵，让敌人每前进一步都得掉一层皮。阵地向长沙方向一点点后移，地上多出焦土和残骸，日军推进速度却并不快。等他们被一路“请”到长沙周边预定的决战地域，已经陷进一张事先布好的网。
长沙守军死死扛住核心阵地，火力从高地压下去，攻上来的部队一茬一茬被撕碎。
外圈的第二线兵团听令出动，从两侧和背后往上咬，开始合围。日军指挥部察觉不对，退意爬上来。局势一转，中国军队反手就追，阻击、截击、尾击一路铺开，山道、河滩、公路口都成了下口的地方。
追击拖到1942年1月。日军队伍在回撤路上被打散成一串串，溃兵往北狂奔。
到1月15日，敌军退回新墙河以北，战线回到战前一线，底气却换了方向。战报写着：日军伤亡五万六千多，被俘一百三十九人，中国军队伤亡两万八千多。这一仗，被说成是珍珠港事变之后，盟国在亚洲战区唯一的胜利，也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第一次像样的重大胜仗。
胜仗背后，是一座被反复碾压的城市。长沙城里，炮弹把街巷炸成参差不齐的缺口，墙面烧得发黑，空地上躺着被烧焦的尸体，只剩模糊轮廓。逃难的人推着小车，挑着担子，牵着孩子，背着老人，从断墙之间涌出去，没人知道路尽头是什么，只知道得离炮声远一点。
废墟当中，有几样东西让人记得久一点。甘长顺面馆的招牌就是其中一块。甘长顺创立在清光绪九年，从1883年一路做到抗战年代，原本是长沙城里颇有名气的小馆子。会战时那条街被炸得乱七八糟，屋顶塌了，房梁歪倒，面馆的招牌却还钉在残破的墙上。几十年过去，这家店重新开张做面，成了一间百年老店。老顾客抬头看招牌，总会想到那段岁月。
把这一切记录下来的人里，有一个外乡名字叫得很响。哈里森·福尔曼当过美国大报的记者，跑过中日战争和欧洲战场，抗战中来到了湖南。他背着相机在长沙城里穿行，也跟着军队上了前线，把眼前的场景装进胶片。
他的镜头里，有被炸烂的街口，也有一地碎砖中孤零零立着的店招。有被火烧黑的尸体倒在路边，有匆匆逃难的长沙人扛着包袱往外挤。镜头移到城外，长沙附近的山头被战壕和爆炸翻过，一处染坊停业，晒布的架子空在那儿。浏阳河上搭着木板拼成的临时桥梁，士兵和百姓排着队踩过去。
公路上，挑运邮件的工人肩上扁担压得很低。赶驴的军人赶着驮满物资的驴队在山路上往前挪，蹄声踩在碎石上，闷闷往外传。东山镇码头边，士兵在河岸等船，一批批渡过去。电线杆下，有人在抢修电讯设施，一条条缆线重新接好，这一头喊话，那一头才能听见。
湘江边则挤满了想走的人，箱子和包裹堆在脚边，眼睛都盯着江面上的船，只怕少算一只就错过活路。
战场并不只有死人和废墟。薛岳在前线接待赶来的外国友人，把地图摊开，把新墙河、长沙、湘江一个一个指过去，讲第三次长沙会战是怎么打的，合围在哪儿收口，敌人在哪条路上被打散。听的人一边点头，一边记在本子上，把这些材料和福尔曼的照片一起带回远方，这才让外面的世界知道，中国战场并非只会一味后撤，长沙这块地方算是顶出了一口气。
数字写在纸上，照片挂在墙上，老店继续烧汤，老百姓在江边等船，这些碎片拼在一起，才撑起“胜利”两个字的分量。那位高参当年站在满山尸体前说出那句感叹，大概也不会想到，很多年后，还有人顺着这一句话，再去追问：这一仗究竟靠什么打成这样，又有多少人被悄悄埋在那些数字底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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